小学生食堂相互模仿走碎步端餐盘
不过这种思路却不符合我国权力机关地位优越的宪法原理，因此未被修宪者最终接受。
要宽容失败，把在推进改革中因先行先试出现的一些失误和错误，同明知故犯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五、结语 概言之，在行政法上，法律优位要求，只要存在法律，一切行政活动即不得违反法律，法律只能由法律变更废止。
这种变通规定或调整措施之所以能修改法律的规定，并不是因为其自身具有修改法律的权能，而是因为存在授权法律的缘故。[46]这实际上是用程序经济的行政效能原则与法律优位原则相抗衡。当然，法律的形式效力是可以转让的。行政诉讼机关可裁判依据行政立法所生行为失效。至于怎样才更合乎法律的要求，则并非法律优位原则所能完成的任务，很大程度上就是授权给行政机关运用自己的意志在法律划定的框架范围内作出合目的性选择。
[62]在日本，曾有判例显示了法院的相关态度这是对法律意志的明确，而非对法律的否定。因此，仍然会有人将行政事前答复对号入座成行政立法家族中的一员。
魏胜强：《行政机关的法律解释权评析》，《政治与法律》2013年第2期。[29]在《法律与行政》一书中，哈洛（Harlow）和罗林斯（Rawlings）两位教授表达了类似的看法：当代法不但与现代政治思想巨人们提出的有说服力的正式法（formal law）理想看起来极少相似，而且似乎还正逐渐走向非正式化（deformalisation）。James P.Holden Michael S.Novey, Legitimate Use of Letter Rulings Issued to Other Taxpayers-A Reply to Gerald Portney, Tax Lawyer, Vol.37,No.2(1984),pp.337-356. [37] 譬如，日本学者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对此有所呼吁。[116] 高阳：《中国预约定价安排：谈签技巧与制度完善》，《涉外税务》2012年第9期。
譬如，在德国，《基本法》第80条让行政立法获得了消除不确定法律概念的正当角色。[10]但是，这其中非但鲜有公法学者的参与，而且在内容上也显得过于分散和表面，缺乏行政法总论的关照。
[107]因此，剩下可供归类的就只有具体行政行为了。[17]现在，当我们站在法律不确定性的看台上俯视过去，不难发现，行政机关不再像过去一样只是法律的嘴巴，[18]他们非但获得了解释法律的大权，而且还开始自说自话，专业词语和技术标准使得行政立法与人民大众之间产生了难以逾越的鸿沟。本文认为，行政事前答复理应被定位为具体行政行为，理由如下： 其一，如上所述，与行政指导、暂时性行政处分行为不同，行政事前答复的拘束力是被广为承认的，可以对行政两造产生规制效果。第三，统一行政事前答复的正当程序。
《德国租税通则》，陈敏译，台湾财政部财税人员训练所1985年版，第226页。而且，不惟如此，为了使第43条更具操作性，2001年12月24日海关总署还另行发布了《海关行政裁定管理暂行办法》，为海关行政裁定配备了更为具体的行为规范，确立了更为细致的行动指南。但是，我国《海关行政裁定管理暂行办法》第17条却规定：海关作出的行政裁定自公布之日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关境内统一适用。[8] 譬如，参见[德]汉斯·J.沃尔夫、奥托·巴霍夫、罗尔夫·施托贝尔：《行政法》（第二卷），高家伟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45页。
因此，从总体上来看，行政事前答复在税法上的制度布置仍然是十分有限的，这和海关法形成了鲜明对比。[119]Bernard Schwartz, Some Crucial Issues in Administrative Law, Tulsa Law Journal, Vol.28,No.4(Summ-er,1993), p.793. [120] 抽象行政行为的性质定位，将会扩大行政事前答复结果的受众范围，对于行政机关来说，这个从个案扩至通案的过程，将会带来太多的不确定性，也将会从整体上打消行政机关的积极性。
从比较法上的经验来看，这一般是从两个方面实现的：其一，限定行政事前答复的适用范围。[49] 参见张藏文：《税务预先核释机制之研究——兼论的德国税法上承诺》，台湾中原大学财经法律学系2005年硕士学位论文，第80页。
如美国，裁定相对人可以在裁定作出30日内向海关委员会法规及裁定司提起行政复议。在历史上，尽管早期确实存有将行政事前答复纳入行政法总论中的各种呼吁，并且德国法学家会议在1962年的确也曾做过诸此努力，但它终究还是因为应用面过于狭窄而被搁置了下来。进口或者出口相同情形的货物，应当适用相同的行政裁定。在这一阶段，行政事前答复确实可以被定位为行政指导行为。第一代行政程序的调整对象是具体行政行为，与司法过程类似。因此，在总论层面，行政事前答复还需要在将来的行政程序法中加以规范。
（二）海关行政裁定：我国行政事前答复的正式立法 在我国众多非正式性的行政事前答复行为中，首次被拉入规范化操作层面的是海关行政法。[84]而且，不惟如此，立法实践中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肯定性文本。
尽管早期有学者对此表达了不同看法，认为暂时性行政处分实质上应具有拘束其他机关与个人之效果，此种拘束效果视为具有存续力或公定力，在解释上应仍有其意义。可见，在我国，税收事先裁定并未获得任何正当性依据。
譬如，在美国法上，早期理论认为，公开并不意味着行政机关所作出的答复可以作为先例加以引用。参见[日]金子宏：《租税法》，蔡宗羲译，台湾地区财政部财税人员训练所1985年版，第84页。
双边预约定价安排则呈逐年上升趋势。尽管在比较法上这并不是十分常见的做法，但在制度实施之初也有一定的必要性。在我国，行政事前答复已经籍由海关行政裁定和税收事先裁定获致初步尝试，但两者的制度化程度不一，海关行政裁定的立法体系已经初具规模，但税收事先裁定仍然有待获得立法者的认可。[31]莱文（Ronald M. Levin）在就任William R.Orthwein比较法讲席时，也曾意味深长地说道：判断一项政策是否是向善的，需要以其是否会对现实世界产生积极结果为标准……实用主义对于那种只考虑‘主义，而完全不顾实际运行的主张，一直不以为然。
本文认为，结合我国目前状况，可以尝试在税务、海关、证券、环境、建筑工程等复杂程度较高的领域中对其予以实施。而且，理论研究中也不乏支持者。
[42]但是，它毕竟还没有获得任何制度上的规范和约束，所有过程都是未公开的，仅仅只是停留在税务机关和纳税主体之间，尚未涉及第三者。[33] See Todd D. Rakoff, The Choice Between Formal and Informal Modes of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 Administrative Law Review,Vol.52,No.1(Winter,2000),pp.159-170;Takehisa Nakagawa,Administrative Informality in Japan: Governmental Activities Outside Statutory Authorization, Administrative Law Review, Vol.52,No.1(Winter,2000),pp.175-210. [34] 参见注15，Timothy Wu文，第1857页。
[124] Colin S. Diver, Policymaking Paradigms in Administrative Law, Harvard Law Review, Vol.95, No.2(Dec.,1981),p.393. 作者简介：熊樟林，法学博士，东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其二，在一般性法律制度上，日本内阁在平成13年3月27日（公元2002年3月27日）颁布实施了《关于由行政机关进行法令适用程序事前确认程序的引进》，对回答做了初步规范，成为行政机关进行回答的指针。
又如，在海关法上，参见张红：《有关海关裁定行为的理论思考》，《行政法学研究》2004年第1期。修订后的《海关法》第43条规定：海关可以根据对外贸易经营者提出的书面申请，对拟作进口或者出口的货物预先作出商品归类等行政裁定。如日本海关行政裁定的相对人可以在裁定作出之日起2个月内提起复议，复议决定应当在30天内作出。其中，与行政事前答复较为相似的是附延缓条件的行政行为，即是指在行政行为中指明一定的条件，把条件的成就作为行政行为发生效力的根据。
根据Gerald G. Portney教授的研究，直至1960年以前，美国税法仅仅只是要求主动做出的答复应当在国内税收公告（internal revenue bulletin）上予以公开，但这也仅仅只限于一些与公共利益存有重要关联的领域，[45]并非所有公共裁定和税收裁定都应当公开。在立法例上，其最为典型的代表便是我国台湾地区《税务预先核释作业要点》第8条。
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贸易自由化得以大幅度提升，行政两造交流更为频繁，通过答复以获知法律真实含义的需求愈发迫切。（一）非正式阶段：未公开的行政事前答复 在税法上，基于严格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的约束，行政机关为了避免涉嫌违宪的麻烦，因而对于纳税主体有关法律规范的理解疑问，往往只是采取口头回答的方式草草了事。
[75]行政事前答复与暂时性行政处分的关联之处在于，二者的效力内容都是面向将来的，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如上所述，现阶段，一般认为，行政事前答复是具有拘束力的。